近期，碳中和领域不断传出重磅声音。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·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，中美双方发表《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》，提出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/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，并计划采取适当行动，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。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的“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”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，“30/60”目标要求经济全面、系统性转型。在此过程中，绿色金融可发挥“加速器”的作用。人民银行计划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，为碳减排提供一部分低成本资金。构建碳市场应更多体现金融属性，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，推动碳价格充分反映风险，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。

绿色金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。近年来，我国金融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，部分领域已经取得全球领先的成绩。未来绿色金融如何进一步发力、高效助力碳中和?围绕这一话题，在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研讨会上，与会专家展开了讨论。

“能源转型、新能源体系的建构不只是为了控制气候变化，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化石能源耗竭问题。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能源转型，将会导致气温升高，人类无法可持续生存;同时也会导致能源供给突然断竭，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”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环境学院教授蓝虹表示，关于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的讨论，并不全是一个生态环保的命题，更是一个经济的命题。

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强调，碳达峰和碳中和需要碳市场。碳市场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，增加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流通成本，降低新能源的成本，提高新能源的收益，从而可以引导市场投资。

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表示，碳信用可以给绿色企业带来巨大财务激励。以特斯拉为例，其净利润在2014年至2019年持续为负，在2020年转为正值，这与碳信用收入的增长密不可分。如果没有美国碳交易市场提供的碳信用收入，特斯拉的利润将无法达到当前水平。因此，碳市场对推动新兴绿色能源产业、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发展意义重大。

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全球碳排放总量为360亿吨，其中，中国占比为29%，美国占比为15%，欧盟占比为9%。“然而，欧盟的碳市场总成交量占全球的90%，中国的碳市场总成交量却占比很小。如果我国在碳交易、碳信用领域可以发展至欧盟水平，碳市场前景将非常广阔。”孙明春表示，我国碳中和进程存在巨大机遇，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。

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副秘书长殷红表示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带来一次产业革命，商业银行面临机遇，也面临挑战。例如，持有较多高碳资产的金融机构将面临较高转型风险。高碳行业的企业可能因盈利收窄、竞争变弱、还款能力下降从而产生信用风险，持有较高比重此类资产的金融机构需提前梳理，压降规模，调整结构。同时，银行业需考虑自身碳中和的目标和措施，测算自身碳排放主要集中的领域，并采取措施，在考虑业务增长速度的情况下，测算自身实现碳中和与投融资端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与目标，这是一个复杂、系统而细致的工程。

“碳市场的关键是一套价格发现、资源配置、风险管理的机制设计。”梅德文认为，从价格角度看，我国目前的碳价(23元至24元)还无法承担起促进价格发现、资源管理、风险配置的重任。我国的碳市场希望起到约束化石能源、激励新能源的作用，必须进一步完善，至少在价格上有一个正确的价格发现形成机制。有研究表明，根据碳减排的边际成本测算，到2030年，我国碳价格应约为13美元;2050年至2060年，可能会超过100美元。

蓝虹同样认为制度设计是关键。“如果制度体系设计好了，就会推动经济的增长，使它沿着一个新的路径去增长。”她表示，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看，只要制度设计合理，碳减排碳中和行动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。例如，美国清洁电力计划可以减排7.7亿吨二氧化碳，同时二氧化硫排放将减少90%，氮氧化物排放减少72%，并因为增加就业、新产业发展等带来260亿美元至45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。至2012年欧盟碳交易市场第二阶段截止时，欧洲气候变化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联动，推动欧盟排放总量相较1980年减少19%，单位GDP能耗降低近50%，同时经济总量增幅达45%。

蓝虹建议，设计一个宏观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和架构，在这种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和架构的前提下，设计出更多的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和手段，从而整体推进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，并将其转化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，让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。